卓越汇惊天骗局！五十年代 “苏联援华专家” 造假案，为何震动全国（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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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接上回。

就在这种情况下，二十三岁的女刑警马艳田就来专案组报到了。她随即就被指派化装监视袁秋亚。张宝山、纪海群两人轮流配合马艳田实施监视。专案组其余三名成员，朱养学、汪明化轮流前往外国语学院电话总机监听外面打给袁秋亚的电话，组长谷鑫基则坐镇市局专案组驻地。

　　马艳田一连监视了三天，袁秋亚没有离开学校一步。瓦洛嘉也没有给袁秋亚打电话，只有袁秋亚的母亲打来过一次，嘱咐女儿天气冷了要注意添加衣服。第四天下午学校没有课，袁秋亚在学校吃过午饭后就离校回家了。因为以当时的技术手段，监听袁秋亚家的电话不像在外国语学院的电话总机房那样容易，除非去电话局总机监听或者在袁秋亚家的电话线上接出一根飞线。专案组认为还不至于非要采取这一步手段，所以就没有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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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两点多，马艳田发现袁秋亚出门了，于是立刻下楼跟踪。与此同时，侦查员张宝山也驾着摩托跟了上去。事后知道，当时袁秋亚是接到了瓦洛嘉的电话，前往静安寺那边的一幢花园洋房去跟他见面的。袁秋亚家住在黄浦区河南中路，到瓦洛嘉指定的地方只需乘坐20路或者27路电车就可以抵达。

马艳田尾随着她上了20路电车，张宝山的摩托车则跟着电车行驶。电车驶至终点站后，袁秋亚下了车，步行了五六分钟，进了一幢被一堵砖墙隔开的独立花园洋房的后门。当时，跟踪她的两个侦查员都发现她竟然是有该处房产的钥匙的，只见她从容地打开了院门，入内后又把院门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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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的房产？是袁秋亚家的吗？外国语学院的学生档案里没有记载。袁秋亚家是富裕人家，即使是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警方必须要迅速作出准确的判断，以便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张宝山立即和静安寺派出所联系后得知，这处房产是一个叫段高飞的资本家的，解放后，段高飞将一部分房子先是租给一家公司，公司搬走后，房主的弟弟一家搬了进来。但房主一家的户口不在该处，而是在长宁区，但段本人有时会来后院住几天，有时有外地亲友来沪，也小住几日，那当然是需要按照规定到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的。

　　张宝山调查完毕，向谷鑫基汇报了上述情况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既然该处房产跟袁秋亚没有关系，而袁秋亚竟然持有那里的钥匙，能从容自在地出入，这是有问题的。他怀疑那里是瓦洛嘉的栖身地，因此向组长谷鑫基请示，在袁秋亚离开后是否需要对该处房产进行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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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鑫基接听电话后表示，一切由朱养学处理。你和小马继续监视，接着谷鑫基给朱养学下达了一条指令：你叫上学校保卫科同志，一起去一趟张嘉蹈教授那里，找一位女同志，然后给我现在报给你的这个电话号码拨打电话，说几句不着边际的闲话，最后说是打错了结束通话。注意，要让张教授也能听见对方说话，请他分辨一下接听电话的人是不是瓦洛嘉。不管是与不是，你都立刻给我一个回信。

　　朱养学照此办理，很快就电告谷鑫基：张教授肯定那个接听电话的人就是瓦洛嘉，不过卓越汇，他竟然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谷鑫基随后说道：你让保卫科同志，请找一个跟袁秋亚同班的女生，我马上派车去外国语学院，把你们一起接出来，执行下面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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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当市局派出的一辆吉普车把朱养学和袁秋亚班上的团支书送达静安寺那幢花园洋房附近时，谷鑫基与汪明化和纪海群已经赶到现场。谷鑫基接着跟那个女生轻声交待了几句，无非就是让那个女生去叫门，然后佯称学校有急事让学生回校。

　　团支书来到后院门口，扯开嗓门奋力叫喊了数遍，里面没有任何声响。谷鑫基一看知道此计泡汤了，于是就采取第二方案：强行突入!

　　侦查员越墙而入，撞开里面洋房的大门，底层没人，于是上到二楼。二楼卧室里，床上一片凌乱，袁秋亚正慌乱地往身上套衣服，却没见瓦洛嘉的影子。警察正要发问，下面院子里传来了那个女生的叫声：“逃了!逃了!抓住他!抓坏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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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到侦查员下楼时，院子里已经没了瓦洛嘉的影子。原来，狡猾的瓦洛嘉听到外面的动静，立刻飞快地穿上了衣服。就在警察撞开洋房大门一拥而入搜查底楼各个屋子时，他攀着后面的水管子下到了地面。冲到那堵把花园一分为二的围墙前，正要攀越，那个女生勇敢地冲上来抓她，被他推倒。在女生的叫喊声中，瓦洛嘉攀墙而过，从前院奔逃而去。等到一干侦查员冲到马路上时，早已不见他的影子了!

　　行动失利，专案组全体警察决定向袁秋亚和房主段高飞了解情况，指望从中捕捉到瓦洛嘉的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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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年代，要说婚外性关系，在当时是一桩无地自容的丑事。因此，可以想象，当场给堵在床上的袁秋亚此刻是一副什么样子。她所面对的，不仅仅是颜面扫地，还有可能被学校开除。　因此，当警察在现场对这朵带雨梨花说要请她跟他们走一趟时，袁秋亚忽然直奔阳台。幸亏及时跟进的女警察马艳田动作麻利，这才制止了她想往楼下跳的企图。

　　一干返回专案组驻地后，经过一番教育劝说，袁秋亚总算停止哭泣，表示愿意回答问题。于是，专案组就弄清了袁秋亚跟瓦洛嘉的交往情况：袁秋亚在张嘉蹈教授家里跟瓦洛嘉相识后，把自己宿舍楼和家庭电话都告诉了对方，她很希望跟这位“苏联专家”交往。三天后，二人一起去淮海路“天鹅阁”吃西餐。第二次瓦洛嘉就把她带到了静安寺的洋房里。然后，瓦洛嘉把配好的洋房钥匙给了她，让她以后过来时自己开门径直入内。今天是她第四次前往洋房。除此以外，袁秋亚跟瓦洛嘉也有经济交往。瓦洛嘉答应给她联系赴苏留学，所以她“借”给了对方八百元人民币，赠送了一块继父的八成新的“英纳格”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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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警方找到静安寺洋房的户主、资本家段高飞时，段高飞还不知道他的洋房里出了事，大门也给撞坏了，因此在听说了洋房那边的情况，大吃一惊，连声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接着，段高飞就向警方作了陈述，他的上当受骗经历跟林午昊、张嘉蹈和袁秋亚有所不同。

　　段高飞是段家的长子，其父亲是一个经营中药材批发的商人，还开着两家中药店铺、一家中药成药厂，家境之富是可以想象的。当初他爷爷临终前给其子即段高飞的父亲留下了一笔遗产。老爷子的遗嘱属于“有条件继承”，其条件是：只要家境尚可，该款项就不能动，留着置不动产，以后由长孙段高飞继承。这样，这笔款项一放就是二十年，1945年，段高飞的老爸去世前，请来律师作证，按照老爷子的遗嘱，把这套房产过户到了段高飞的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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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高飞接受了这套房产，在父亲去世后携母亲及全家大小七口搬进了花园洋房。三年后，其弟段高冲结婚，也住在这套房子里。1949年上海解放，段高飞就带着妻子儿女搬迁到其在长宁区的那套房子里，这边的花园洋房留给老妈、弟弟一家居住。后来段高飞把花园洋房的三分之二隔出来租了下来，三分之一留给房主。段高飞仍让弟弟一家住在那里。

　不久后，弟弟段高冲因肺结核医治无效死亡。老弟去世后，段高飞的妻子提出：弟弟在曹家渡那里是有祖传房产的，是否请弟妇一家搬过去，把那套房产让出来我们租出去？但段高飞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信奉的是“长子当父”，认为父亲作古了，自己这个长子就应当代行父亲的职责，善待弟妹。弟弟刚刚去世，哪能让弟妇、侄子侄女就搬家？这样，这件事就耽搁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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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部队搬离了，段高飞又把那三分之二房产出租给了一家公司，每月收取不菲的租金。弟妇一家还是无偿地居住在那三分之一房产里，已经转到弟妇名下的曹家渡的那套房产也租了出去，由弟妇收取租金。双方一直相安无事，直到1955年春天，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那年四月，沈阳市政府准备在上海设立办事处，看中了位于静安寺交通便利地段的段高飞的那套房子，来跟段高飞商洽租借事宜。租金好说，可以高些，但是有一个条件：要租下全部房产。段高飞想想也可以，当然这就要去跟弟妇商量，让他们一家搬回曹家渡那里去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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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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